1949年8月底，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攻破兰州，国民党反动集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堡垒彻底崩溃，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被歼灭。毛主席预料，我军在完成解放西北的任务中，再不会有严重的战斗杠杆金融公司，基本上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杨得志率领的十九兵团，前身是华北二兵团，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杨罗耿兵团”。他们在解放太原后被调归彭老总的西北野战军。解放兰州的战役中，十九兵团也是参战主力之一。现在，他们接受的新任务，是单独进军宁夏。
在进军宁夏的路上，杨得志跟一个师部行动。一天傍晚，他们来到一座不大的城镇。刚刚住下一会儿，警卫员过来向杨得志报告：“首长，外面有一个老百姓要见你。”
杨得志一听纳闷了，这一片此前都是马家军的地盘，解放军的势力并未涉足，这里怎么会有老百姓知道自己，而且还要见自己呢？杨得志凭借过去的经验判断，要么是送情报，要么就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他知道你的名字，还说他认识你。”警卫员又补充了一句。
杨得志略加思索了片刻，说道：“请他来吧。”
警卫员担心了。当时，蒋介石集团军队溃散而逃，却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这些人大搞破坏，其中不乏有行刺解放军首长的行为。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一个陌生人指名道姓要见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这显得很不寻常。
杨得志见警卫员犹犹豫豫，也清楚他在想什么，再一次强调道：“请他到我这里来。”
那个人一进屋，杨得志打眼一瞧，便愣住了。来人看山去好像四十多岁，满脸胡子，头发老长，批了一件油渍斑斑露出棉花的棉袄，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是仔细瞧那面孔，又有那么些面熟，他究竟是谁呢？
两人相对凝视了半晌后，还是那“流浪汉”打破了寂静：“你，你是杨团长吗？”听得出来，这短短的一句问话里，包含着疑、惊、喜、盼，包含着杨得志说不出来但感觉得到的许多情绪。
“团长，你，你不认识我了吗？”来客这句话深沉而颤抖，好像在期待着杨得志作出肯定的回答。
“小黄！”杨得志仔细打量后喊了起来，“你是红一团的测绘员小黄！”
小黄没有再说话，甚至连点头也没有点一下，两眼顿时明亮，泪水瞬间泉涌般地淌了下来。杨得志走上前去，扶住小黄的肩膀，紧紧握住他的一只手，看得出来，小黄一定有过常人无法想象的经历。
“团长！”小黄强忍住情绪，吐出这两个字，再也无法忍住，顿时泣不成声。杨得志见到此情此景，眼眶也忍不住湿润了。警卫员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这俩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得志将小黄拉到自己的床前，让他坐下，端详着他，为他擦着怎么也擦不干的泪水，不停地询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现在住在哪里？做些什么？生活怎么样？怎么找到自己的？杨得志太想知道小黄的一切了！十四年前，或许更远一些，他们曾经在中央苏区朝夕相处。
小黄是红一团的“老兵”了，长征途中，红一团担任“开路先锋”，一路上战功累累，也有不少将士流血牺牲。小黄在一次战斗中，一条腿上中了两颗子弹，流血过多，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发现旷野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爬到一个山洞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后来，他遇到另外两个负伤掉队的同志，但这两个同志的伤势比他重得多，不久便牺牲了，又剩下了他一个人。
因为没有一点药品，他的伤口化了脓，溃烂了。有天夜里，他爬到一家穷苦的老百姓家里，请求给他一点吃的东西，并想要一点药。穷苦的老乡给他一条破被，并没有问他的来历，只是告诉他白天不要出来。看来老乡知道他是红军，因为当时掉队的红军战士不止他一个人，而国民党军队常常来搜查。
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时，也意味着离开了群众基础深厚的苏区，所到之处此前都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而一路上，红军基本上不是在行军就是在打仗，只能抽着空做一些宣传工作。但即便是这样，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都对红军拥护至极。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老百姓明知道藏一个红军战士，被国民党发现后将是怎样严重的后果，还能那样不管不顾的去收留一个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
有人说，红军之所以能在长征中存活下来，是因为蒋介石专注于吞并地方势力，是因为国民党内部不团结。同样的理由，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又一次被视作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溃败的原因。但当大家看到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宁愿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收留一个受伤掉队的红军战士，收留被国民党军“追着跑”，刚刚踏足当地且未做停留的红军。足见民心之向背，这才是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蒋介石反动派之所以溃逃到台湾岛上的根本原因。
至于药，老乡家没有。当时老乡给小黄找来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就这样，他的伤慢慢地好起来，能走路、能劳动了。但他的腿再也不能完全复原了。小黄拉起裤子给杨得志看，被子弹打穿的地方留下一个很深的洞。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期的杨得志
等到伤养好后，天气也渐渐冷了起来，小黄得不到一点部队的消息。他很想念部队，想念战友们，但他一个人却四下茫然，根本不知道该去哪儿找。那家救他的老乡对他很好，而他们家里没有劳动力，小黄就留了下来，成了他们的儿子，后来又成了家。但他还是天天等，天天盼，指望着有一天自己的部队能再打回来。
直到有一天，小黄从兵团的布告上看到杨得志的名字，便一路找了过来。稍稍稳定情绪后，他还没顾得上回答杨得志提出的那一连串问题，便迫不及待的反问道：“黎政委呢？他还和你在一起吗？”
黎政委叫黎林，第五次反围剿后期调到红一团，跟杨得志成为搭档，整个长征时期，他们都在一起，形影不离。长征到达陕北时，黎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动员武装部新兵训练处政委兼补充师（后称补充一师）政委。
离开红一团的头一天，黎林跟杨得志秉烛夜谈，彻夜不眠。从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谈到个人生活，又从个人生活谈到部队的工作，直到东方发白，两人的话还没谈完。黎林笑呵呵地对杨得志说：“我比你大一点，算是老大哥了。等将来条件许可，我给你找个老婆吧！”
当时两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尽管条件艰苦，但也爱相互看玩笑。杨得志踹了黎林一脚，笑着说：“要找老婆也要先给你找，你比我大，身体不如我，需要人照顾。”
原本是开玩笑，不料一语成谶。黎林于次年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部长，虽身患严重的肺病和心脏病，仍带病坚持工作，同年病故于延安。杨得志曾在回忆录中写道：“红一团在长征中的每一个胜利，都凝聚着他（黎林）的心血。”
当小黄问到黎林时，杨得志颇有些伤感，告诉他黎政委已经牺牲了。
黎林
“谢象晃呢？那个管我们吃饭穿衣的谢象晃还在吗？”小黄又问。
杨得志告诉他，谢象晃还在，不过负了重伤，一条腿被打断了。
“肖参谋呢？”小黄又问：“那个搞侦查的肖参谋呢？他搞侦查，我跟着他调查测定行军路线，我们俩是老在一块的。”
杨得志告诉他，肖参谋还在，当时目前在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小黄几乎问遍了红一团团部所有的人，十几年来，他记得还是那样清楚，十几年来，他大概天天在想念这些战友。而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为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回答这些问题时，杨得志的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
那天，杨得志让警卫员告诉伙房加几个菜，说自己要请一位老战友吃饭。在席间，小黄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讲了出来。杨得志安慰他道：“我们今天不是打回来了吗！而且，我们就要有自己的共和国！”
“可我等了整整十四年！十四年呀，团长！离开江西的时候我十八岁，今年都三十二了。”小黄说：“不过我还是幸运的，终于等到了你们。那些牺牲了的同志，吃的苦、流的血都比我多，他们也在等，可是没有等到你们，也没有等到今天……”
是啊，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像小黄这样受伤掉队的战士还有很多，能“幸运”等到部队的少之又少，但他们都是为革命胜利付出过牺牲的英雄。
老红军徐国富是在过草地的时候掉队的。伤口的溃烂引起了炎症，徐国富终日高烧不退，流落在现在的四川省若尔盖县。其实，只要再坚持一天，他就可以走出大草地，再坚持两天，他就能到达有人烟有给养的汉民城镇，只可惜当时的徐国富并不知道。
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当地藏族同胞的救助，徐国富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为了报上这份情，他并没有急着去追赶部队，而是扛起锄头下了地。没多久，他听说邻村也有个异乡人。“和你说话的调调差不多哩，还是个女的。”当地藏民对徐国富说。
徐国富一路寻着过去，果然也是一名受伤掉队的红军。他们成了家，就在若尔盖定居下去了。他们很少和外人提及曾经的红军身份。
1986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了漫长的搜寻过程，一个个失散红军被重新寻找了出来，赋予革命者的光荣称号，并按月发放生活补贴。徐国富和另外26名红军一起重新找到了队伍，一场盛大的仪式在礼堂举行。“请失散红军上台领取红军证。”县领导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徐国富却怒冲冲地一步迈上了讲台。
“凭啥管我们叫失散红军呢?我们就是红军，红军就是红军，没什么失散不失散的。”徐国富大声质问道，“有谁是愿意掉队的?都是红军，都革命，为什么要用不同的称呼?”
一连串的质问下，县领导立即理解了老人深藏多年的情感：“请老红军们上台。”
陈明清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名通讯员。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畔，陈明清因身患重病，被安排在当地百姓家疗养。半年后病愈，见赶不上部队，遂决定回乡。一路躲避国民党军的清查，几经周折，终于在1944年辗转回到家乡大庸。
1948年，大庸县国民党、三青团为“竞选”代表发生武装械斗，陈明清的父亲被“冷枪”打死，他十分悲痛，恨透反动统治。大庸刚解放，陈明清立即主动向驻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报告敌情及社会情况，要求参加革命。师政委袁福生建议留驻大庸开辟新区的部队给他安排工作，陈明清被安排担任军民消费合作社主任。
之后主力部队入川作战，大庸县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当地土匪、敌特分子见大军已走，开始到处骚扰，制造谣言，扬言要攻打大庸县城。陈明清早年当过红军，有战斗经验，又熟悉当地情况，便继续协助政府和部队做好保卫工作，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同时，组织力量从津市购进大批食盐、煤油、百货等物资充实市场，安定民心，稳定局势。
1950年，解放军回师大庸，进驻茅岗区剿匪，急需粮食和日用品供应。为搞好剿匪部队的后勤供给，大庸县政府决定在茅岗设立一个军民消费合作分社，并派陈明清组织筹建。当时从县城到茅岗只有水运，陈明清在一次押运军粮和物资时，突然遭到潜伏在河边石洞里的田明元股匪袭击。在土匪疯狂的射击下，船板被击穿进水，船身下沉，剿匪队员无法组织还击，陈明清和战士们壮烈牺牲。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写的《红军在黔南》中，也记载了这样的故事，一个救助过掉队红军战士的村民口述：
大队伍走过后，我砍柴回来，天快黑了，走到马门关时，看见一人坐在离路边不远的岩石下。我就问：“是哪个?”那个人就抬起头来说“是我。”我一看，是个红军，有十七八岁的样子。我接着说：“你一个人在这里做哪样?”说：“我生病走不动路掉队了。”我看他病得厉害，就说：“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好，到我家去吧!”他答应了，我扶着他慢慢地走。到家后，我弄饭给他吃，是包谷饭，他吃得很少，又做了一碗红稗面汤粑给他吃。
和他摆谈时，听他的口音像是湖南人，很多话我都听不太懂，后来，我抱了一捆谷草铺在火炉边，他很快就谷草上睡着了。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发现他，把他抓走。我去找慕上的一些人商量，大家听说是一个生病的小红军，都很同情。天快亮的候，我把他送到杨文昌家背后的一个岩洞里去住。我们马门寨，全是族，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生病的红军，轮流给他送饭送水，有的人家洗衣服，山上杨梅熟的时候，还摘杨梅给他吃。一个月后他的病好多了，发很长，我就烧了一盆热水，帮他理发，后来，有的人家在吃饭之前就拿着碗站在门口作暗号，让他见后就来吃饭。
红军战士的病好以后，常到寨上各家去玩，有时还到私塾杨顺贵(已故)家去看学生读书。他同乡亲们处得很好。这个红军战士姓刘，名字记不起来了。约住了三四个月时间，才离开马门。他临走时，挨家挨户地道谢，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卢子美曾经是红军主力团长，曾双腿中七枪而不下阵地，立下赫赫战功；长征途中参加过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突破乌江天险等多次战斗；然而却在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雅安地区因迷路被敌人俘虏。
后来，卢子美趁敌人不备，逃了出来，红军早已经开拔，不知道去到哪儿了。卢子美在附近找了两个月，都没有找到部队。卢子美独自一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川西北，像个没头苍蝇一般，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难以存身。很快又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只得一路乞讨回了老家。
回家后，卢子美先后去陕北、大别山、湘西寻找队伍，均因抗战期间我军转战频繁，未能如愿。直到1979年卢子美拜访红军时期的老上级、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其身份才被国人知晓。
卢子美
被周总理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是党在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长征途中，在贵州南渡乌江时，钱壮飞神秘失踪。周总理得知消息派人去找，也没有发现钱壮飞的踪影，成为党史中的一桩“谜案”。
参考资料
《杨得志回忆录》，杨得志，解放军出版社
《陈明清：长征掉队红军战士回乡当剿匪“后勤部长”》，中共张家界市委党史研究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军在黔南》杠杆金融公司